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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邵商文化  

象雪峰山一样刚强 象资江水一样激越

  发布时间:2014-03-13 10:54:44    明仕 http://www.hbrcntc.com 访问人数:1809

 

    俗话说,一方山水养一方人。地理坏境不仅影响一方人的生存,还影响一方的人文历史,塑造一方人的精神品格。地理与历史从来就是一对孪生兄弟,虽为两体,但象人有相同的血缘一样,彼此联系,不可分割。探求邵阳精神,必须从地理与历史关系谈起。

  邵阳处雪峰山最雄峻的西南端,资水上游。雪峰山西接云贵,横亘市境西、北部,逶迤达于洞庭;越城岭突兀于湘桂边境,绵延市境南部,东接衡岳。资水两源:西源古称都梁水,发源于城步苗族自治县茅坪坳,南源夫夷水发自广西资源县金紫山,两水汇合于今邵阳县双江口,经邵阳市区,于新邵县小庙头北穿雪峰山,过新化、安化、益阳,汇入洞庭湖。中部、东部为溪谷丘冈盆地。邵阳人主要生存蕃息在这“两山夹一水”的地理单元之中。对邵阳人来说,雪峰山是父亲伟岸的身躯,资江水是母亲甜美的乳汁。

  应该说,古代邵阳地理与今天的地理基本框架是一样的,但地表资源却有很大不同。

  邵阳处中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区,光照充足,雨量充沛,极有利于植物生长。鲁迅先生说,世上本没有路,走的人多了便成了路(大意)。他说的是人世,也适合于自然。可以想象,古代人口极少,到处耸立的不是今天的高楼大厦,而是古木参天的原始森林;地上奔驰的不是今天的汽车、火车,而是各种凶猛的野兽;天上翱翔的不是飞机,而是各种飞鸟。为了给大家一点具体印象,不妨从旧志中摘录几条记载:

   “(西晋)邵陵夫夷县槛得一兽,似狗豹文,有角无前足,其名曰出(加豸旁)”(引文括号内为笔者所注,下同)。

   “宋文帝元嘉二年(公元425)高平人黄秀化为熊。”

   “(梁武帝)中大通四年(532)二月丙辰,邵阳县获白鹿。”

   “邵阳土贡见于《唐书》者曰银曰犀角”“见于《宋史》及《文献通考》者曰犀角曰银元。”

   “明《一统志》载宝庆土产凡五:曰银、曰丹砂(武冈州竹子口出)、曰黑闲(加鸟旁)(新化出)、曰鹧鸪鲊(府境出)、曰麝香(新化熊胆山出)。”

   “崇祯元年(1628),武冈获异兽,似犬似羊,识者以为土怪。”

   “(崇祯)十年正月,武冈有虎入城。”

   “(崇祯)十六年十一月,虎入城步。”“虎入邵阳城。”

   “(乾隆)十六年,虎入城步东关。”

  以上几例均引自道光《宝庆府志》。人化为熊当然不可能,倒可能是人被熊吃了。唐书、宋史均言宝庆向朝廷贡犀角,说明那时资江河中有犀牛。犀牛是不怕洪水的,故邵阳的青龙桥以犀牛镇桥,可能来源于此。至于一般小动物,如麂、獾、狐狸(俗称岗狗)、野猫、野鸡、竹鸡等,则我辈在1960年代还见过。后来山岭光秃了,野兽无藏身依食之地,便不见踪影。近年山林封闭较好,家乡又出现了野猪。至于可吃的植物果实,几乎一年四季都有。

  这样的自然坏境非常有利于处于狩猎、采集阶段的人类生存。这为后来邵阳的古代史所证实。

  对于地方史,国史一般只取重大事件入史,地方志也是述而不论,只有断续记载,没有进行勾连。对邵阳先秦史,旧志就一句“《禹贡》属荆州,春秋战国属楚”这样大而无当的空话。所以道光《宝庆府志·大政纪》第一句话即是“宝庆自秦以前其旧事莫可考矣。”但是今天不同了,没有文字记载,可凭考古资料、文物、地名、风俗、方言、民间传说等,相互印证,把邵阳古代史描述出来。

  邵阳远古先民是谁?这是首先要弄清的问题。到目前为止,资江流域已发掘古聚落遗址11处,其中邵东1处,邵阳县2处,隆回、武冈各3处,城步、新宁各1处。邵阳县双江口遗址面积达5000平方米,出土有磨制石斧、石刀、石钺、石镰、捕鱼网坠,并有大量印纹硬陶、夹沙白陶,器型有罐、无底器等。经专家鉴定为春秋时期(公元前841-467年)古越人居住遗址。在著名地理历史学家谭其骧主编的《中国历史地图集》中,今邵阳标在古越区域中。也就是说,中原已处于封建社会了,古越人尚处在新石器时期的原始社会,显然远远落后于中原文化。古越人是僮(壮)、侗族先民,其后一支史称“西原蛮”,直到唐代,今绥宁、城步境尚为西原蛮潘长安所踞。壮民后来向南主要迁居于广西了,而侗族则一直是邵阳的世居民族。民国地名学者徐松石说:“西南倒装式的地名,似乎是壮人的原始创作”(转引于华林甫《中国地名学源流》)。邵阳古代之“都梁”“城步”就是梁都、步城的倒装,从地名角度佐证了邵阳的远古史。

  中原人是什么时候入居邵阳的?史无记载。今邵东发掘出商代、周代文物,说明周灭商以后,有商代臣民移居邵东,这是有考古资料证明的最早的移民。春秋战国时期,楚国一直在问鼎中原,共灭了中原40多个小国,又有被灭的小国寡民在摆脱楚国的控制后,进入邵阳境(参见拙文《邵阳为什么特祀召伯》)。西汉初(公元前206)始置昭陵县,这是有史记载的境内第一个汉族政权。汉武帝元朔五年(公元前124),又在境内置夫夷、都梁两侯国。

  夫夷是什么意思?一直是个谜。笔者认为,夫夷者,夫水之旁的夷人也。道光《西延迭志》云:“资水旧名夫水,即九江(洞庭湖)之一”。因水旁有夷人扶阳氏居住而得名,所以当初夫夷侯国立在双江口下资江干流旁(今邵阳县小溪市梅州村)。后来夫夷改为扶夷、扶阳,都离不开“扶”字,可见夫夷侯国是立在夫水之旁夷人之地而得名。直到汉代中原人迁入增多以后,夫水才称资水。都梁是梁都的倒装已如前述,据湖南著名历史学者何光岳考证,今江苏省盱眙县也有“都梁”的地名,此地在春秋战国时为东夷所在地,建有梁、徐等国,后均被楚国灭亡,“梁人和虎夷有一支分别南迁到湖南武冈的都梁和新宁的夫夷水”(何光岳《都梁考》见于《都梁文抄今编》)。夷,原指东夷,所谓东夷、南蛮、西戎、北狄,又通称“四夷”、“蛮夷”;“夷”字析开来为一个人背着一张弓,是狩猎部落的通称。当时中原已进入农耕文明,称四方为“夷”,有瞧不起人的意思。夫夷、都梁两个地名说明“夷人”早于汉人入居邵阳。

  相传,东夷原是中华民族三大人文初祖之一——蚩尤的九黎部落,被黄帝打败后,从淮河流域逐渐向长江中游的鄱阳、洞庭湖转移,史称“三苗”。“三苗,九黎之后”(韦昭《国语注》)。舜帝时(一说禹时)“迁三苗于三危,以变西戎”(《史记·五帝本纪》)。“三危”,有多种解释:一说今甘肃敦煌有三危山,一说在甘肃岷山之西南,一说在云南,为神话中的仙山(见《辞源》)。正如《长江流域民族格局的变迁》(湖北教育出版社2006年10月版)一书所说,迁三苗于三危,“这是一个近似神话的传说。要把强大的三苗从江淮、荆州迁到河西走廊西头去,即使让现在的联合国维和部队去办,也将束手无策,何况还在原始社会中呢?”笔者认为,三危之“三”,和九黎之“九”,三苗之“三”,在古代都是表示多数的意思;“危”,山高险貌。也就是说三苗最后都藏身高岭大山。三苗活动在江淮、荆州一带,春秋战国时属楚地,故又称荆蛮、南蛮,楚人也以南蛮自居(事见《史记·楚世家》)。三苗的一支盘瓠后裔就迁入湖南,雪峰山资江流域当然是其理想的生活地方。

   《后汉书·南蛮西南夷列传》有关于盘瓠的传说:

  “昔高辛氏有犬戎之寇,帝患其侵暴,而征伐不克,乃访募天下,有得犬戎之将吴将军头者,购黄金千镒,邑万家,又妻以少女。时帝喾有畜狗,其毛五彩,名曰盘瓠。下令之后,盘瓠遂衔人头造阙下,群臣怪而诊之,乃吴将军首也。帝大喜,而计盘瓠不能妻之以女,又无封爵之道,议欲有报而不知所宜。女闻之,以为帝王下令,不可违信,因请行。帝不得已而以女配盘瓠,盘瓠得女,负而走入南山,止石室中,所处险绝,人迹不至······经三年,生子十二人,六男六女。盘瓠死后,因自相夫妻,织绩木皮,染以草实,好五色衣服,制裁皆有尾形。其后归,以状白帝。于是使迎致诸子,衣裳斑斓,语言侏离,好入山壑,不乐平旷。帝顺其意,赐以名山广泽,其后滋蔓,号曰蛮夷······今长沙、武陵蛮是也。”

  这段人犬婚配的故事当然是神话传说,但给后人留下许多信息:一、盘瓠部族当时尚处在以狩猎为主的生产水平上,而犬在狩猎中起着神奇的作用,故以犬为图腾的部族视盘瓠为犬神的化身是合情合理的;二、明确指出长沙蛮、武陵蛮为盘瓠之种。汉时,昭陵县属长沙国,巫水流域属武陵郡,夫夷、都梁属零陵郡,。巫水为“五溪”之一,东汉时,武陵蛮又称五溪蛮。则所指邵阳有“蛮夷”且为盘瓠后裔无疑。南朝及隋唐时,湖南境内的少数民族被称为“莫瑶”。莫瑶者,自言祖先有功,不要纳徭役也。这和盘瓠的故事相吻合。莫瑶相拼为“苗”,这是苗瑶分化的标志。唐末,李吉甫《元和郡县图志》云:“今按其俗,杂有夷人名瑶。自言祖先有功,免徭役也。”这是第一次出现“瑶”的称呼;南宋以后,五溪蛮、飞山蛮在朱辅的《溪蛮丛谈》被正式称之为“苗”。随着时间的推移,沅水流域的武陵蛮、五溪蛮、飞山蛮以苗族先民为主,逐步溯沅水向西部发展,达贵东、川南、滇北;而长沙蛮、零陵蛮以瑶族先民为主逐步溯湘江、资江向湘南、湘西南发展,达粤北、桂西。苗瑶虽然称呼不同,但他们还有许多共同点:“好入山壑,不乐平旷”“所处险绝,人迹罕至”“衣裳斑斓,语言侏离”,并且以犬为图腾,以枫树为神树,这些都和蚩尤、盘瓠的神话传说有关。

  汉人陆续迁入以后,到三国吴后主宝鼎元年(公元266)置昭陵郡。西晋时,更名邵陵郡,领邵陵、夫夷、都梁、邵阳、高平、武冈、建兴七县,共1700户(《晋书·地理志》),平均每县才243户,只相当于今天一个行政村的户口。历史迤逦到了唐太宗贞观十三年(639),邵州辖邵阳、武冈两县,也才2856户,13583人,只相当于今天一个小乡的人口。再过100年,至唐玄宗天宝元年(742)邵州共17073户,71644人(以上人口数均录自《唐书·地理志》)。根据刘禹锡《莫瑶歌》:“莫瑶自生长,名字无符籍”的诗句,可以肯定,唐代邵州的人口不包括莫瑶人数。由于当时入境汉人不多,民族矛盾并不突出。唐末五代之乱,巫水流域苗族先民据“飞山”自守,史称“飞山蛮”;资水流域“梅山蛮”也得以势甚,其范围“东起宁乡司徒岭,西抵邵阳白沙寨(今隆回白沙村),北界益阳泗里河(今桃江县),西止湘乡佛子岭(今双峰境)”(《宋史·梅山峒蛮传》)。梅山蛮以张五郎为梅山神,梅山神主要是猎神或者说是狩猎保护神和梅山教(巫教)启教神,其倒立行走的形象与盘瓠身首倒挂而死的神话传说也是一致的(详见马铁鹰主编的《中国第三届梅山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》之陈子艾李新吾《张五郎与蚩尤、盘瓠的关系》)。今新化县圳上锡溪村还发现当地百姓的族谱和墓碑中有“蚩尤屋场”的地名,也说明确有蚩尤部落后裔迁入资江流域。

  一部中国古代史,既是各民族的战争史,也是一部民族融合史,邵阳也不例外。邵阳自东汉元嘉元年(151)“后汉伐五溪蛮,蛮保此岗,故曰武冈,县即其称焉”(郦道元《水经注》)开始,至清道光二十七年(1847)新宁瑶民雷再浩起义止,期间近1700年,旧志有记载的少数民族起义不下百余次。其中,明代多达40次。苗瑶同胞为反抗官府的压迫、盘剥,凭借雪峰山的深山密林,与官军周旋,虽屡战屡败,犹英勇顽强。到了宋代,北方民族不断南侵,中原汉人大量南迁,宋徽宗崇宁元年(1102),邵州人口为21.8160万人(宋书·地理志)),境内民族矛盾加剧,朝廷对“梅山蛮”实行剿抚结合,于神宗“熙宁五年(1072)乃诏知潭州潘夙、湖南转运副使蔡煜、判官乔执中同经制章谆招纳之······于是遂开梅山”,“籍其民,得主客万四千八百九户,万九千八十九丁,田二十六万四百三十六亩。均定其税,使岁一输。乃筑武阳、关峡二城,诏以山地置新化县,并二城隶邵州。”(《宋史·蛮夷列传二》)。这是国史所载境内汉苗瑶第一次大融合。此后于徽宗崇宁二年(1103)朝廷对飞山蛮实行剿抚并用,置绥宁县,寓“绥之以宁”之意。宋高宗绍兴二十五年(1155)朝廷在镇压了瑶民杨再兴、杨正修、杨正洪父子坚持了28年的起义后,置新宁县,寓“从此安宁”之意。明弘治十五年(1502),李再万苗民起义失败后,朝廷在城步实行“改土归流”(改土官制为流官制),并于弘治十七年置城步县。你看,武冈、新化、绥宁、新宁几个县的得名就反映了邵阳各民族从战争到融合的过程。明清两代,又有回回将士、八旗子弟随军来到邵阳,成为邵阳回族、满族的先民。在民间,也逐步出现汉、苗、瑶、侗、回杂居、通婚,屯军而来的北方士兵也落籍邵阳,多娶苗瑶女为妻(瑶族至今有招赘的婚俗)。形成苗瑶侗互相同化,苗瑶汉化,汉人也苗瑶化的格局。比如打猎,不论汉族还是苗瑶族,都信梅山神;侗族古堂节、苗族庆古堂、瑶族盘王节都是“庆古堂,祭盘王”;在夫夷水金秤市以上汉族地区和巫水流域一样,不过小端午(五月初五)、只过大端午(五月十五);在汉瑶杂居区隆回麻塘山,既过小端午,又过大端午,故有“癞蛤蟆过端午,躲得了初五,躲不了十五”的俗语。1950年代前,民间汉族小孩也戴狗头帽,妇女以黑纱长巾缠头。汉族地区也和瑶族一样,把巫师叫“师公”,把风水先生叫“地仙”。

  民族的融合更主要的是文化精神的融合。邵阳人英勇、顽强,为保家卫国不惜牺牲性命的精神,就是在长期狩猎等生产活动和民族战争中养成的。俗云:“打老虫(虎)要副胆,打野猪要副板(棺材)”,说的就是要勇敢、不怕死。邵阳人在宋代抗金、明代抗倭、淞沪抗日,远征滇缅、抗美援朝、对越自卫还击战中,都有突出贡献。而且,由于汉苗瑶结合,山地百姓多腿肚子短,爬山涉水能经久耐劳,在旧式战争中具有体能优势。这就是旧志所称“地接溪峒,其俗尚勇”。太平军石达开部,以为凭借雪峰山,若占领宝庆,则进可以攻,退可以守。但他不知道宝庆人守土卫国的英勇精神,结果吃了败仗。而邵阳也因此赢得了“铁打的宝庆”的美誉。

  邵阳人的母亲河资江,历史上有“滩河”“山河”之称,资水自新邵小庙头穿切雪峰山而过,到桃江县马迹塘,绵延272公里,两岸层峦叠嶂,河床陡窄,滩多流急,计有险滩53滩,亦说72滩、79滩。道光《宝庆府志·资水》云:“自铜柱滩(又称石门滩)至茱萸门(即岣嵝门)舟行最险,常有戒心。”“铜柱滩两山峡峙,溪水湍急,势如建瓴,行船多碎。”《资江舟子谣》(邓显鹤集)有“一滩高十丈,十滩高百丈,宝庆在天上”之句。资江之险不仅滞缓了古代中原人入邵,而且影响了邵阳人的外出。明清时,漕粮多征实物,因资江“极为险厄,运舟少得全者”,“明宣德六年(1431)邵阳知县何永芳请罢京运,改行折色”(引自《宝庆府志·大政纪》)。所谓折色,就是把实物折价,改征银钞。可见官方都憚于资江之险。但在民间,资江是古代邵阳的主要交通,邵阳所产木材、煤炭,要靠资江水涨之际运往洞庭、武汉。为了生存,邵阳人又必须多一份勇敢和激情,面对激荡奔腾的资水,常常船毁人亡,也要冒险起航。邵阳人的性情也因此象资水一样激越,敢闯敢冒,面对国家民族存亡敢担道义,虽九死其犹未悔!辛亥革命时,汉阳、汉口相继失守;黄兴以为武昌不守,转去上海发动起义,黎元洪则藏身葛店;惟宝庆人谭人凤(谭当时属新化人,今属隆回人)发出“城存与存,城亡与亡”的誓言,率领军民,坚守阵地,为辛亥革命胜利赢得了时间。袁世凯称帝时,偌大一个中国,惟邵阳人蔡锷敢首举义旗,以“失败就战死,绝不亡命;成功就下野,绝不争地盘”的决心,虽患有喉疾,瘦得不像人样,仍以坚强的意志战斗到袁氏垮台,使天下人从此再不敢称王称帝。

  综上述,邵阳人的个性象雪峰山一样刚强,象资江水一样激越,英勇顽强、敢担道义是邵阳人精神优势之一。当然,由于三面环山,交通闭塞的地理环境,邵阳人有落后、保守、迷信的一面。除邵东外,邵阳至今仍属欠发达地区。这些,只能在当今改革开放的大潮中,接受工商文化的洗礼,才能慢慢克服。

 



 关键词: 象雪峰山一样刚强 象资江水一样激越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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